典型案例1：鲜言操纵证券市场民事侵权赔偿案

　　2022年10月，上海金融法院在审理13名原告投资者诉被告鲜言操纵证券市场民事侵权案件中，依据《证券法》确立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对鲜言操纵证券市场刑事案件罚没款作了相应保全，优先用于执行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责任。该案一审判决鲜言赔偿投资者损失470余万元，目前保全款项已执行完毕，最大程度实现中小投资者权利救济。本案成功实践了《证券法》有关民事赔偿优先的规定，是全国首例落实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证券侵权案件，与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司法机关刑事判决共同组成了对资本市场犯罪分子的立体化追责，对于构建“大投保”“全链条”投资者保护格局，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振投资者信心具有重要的标杆作用。

　　典型案例2：破产重整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调解案

　　2022年10月，浙江证券业协会、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接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调解投资者与某破产重整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帮助993名投资者挽回损失约1.8亿元。调解工作面临投资者人数众多、分布区域广、纠纷历经时间长等困难，调解难度极大。

　　但本案依托“总对总”在线多元化解制度优势，通过“总对总”在线诉调与线下诉调对接联动推进，调解组织调解与破产管理人争取和解联动推进，纠纷调解与破产重整统筹推进，实现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化解上市公司风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多重目标。该案为破产重整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纠纷调解典型案例，是在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化解群体纠纷的成功尝试，是贯彻全面提升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质效的有力探索。

　　典型案例3：退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调解案

　　2022年，四川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接受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投资者与某退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开展诉中调解。时值成都市疫情管控“原则居家”期间，协会克服居家不便、文件签署、文书传递等困难，迅速与法院沟通案情和调解要点，耐心倾听双方诉求，细致讲解案例和规则，灵活处理突发情况，通过“总对总”机制和“示范判决+在线调解”机制完成线上调解，协助投资者快速获赔。该案为退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调解典型案例，体现出在线调解便捷高效的优势，更充分彰显调解工作在化解证券期货领域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对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典型案例4：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大智慧董监高损害公司利益案

　　2023年2月20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发起的全国首单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董监高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案调解结案，控股股东、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某虹全额赔偿诉请金额86.14万元，并支付诉讼费、律师费，原告投服中心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上海金融法院裁定准予原告撤诉。同日，该案衍生诉讼大智慧诉董监高追偿案当庭顺利调解，两案大智慧公司将共获赔约3.35亿元。该案是全国首例由投保机构提起的股东代位诉讼，也是上市公司因证券欺诈被判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全国首例投保机构提起的向公司董监高追偿的案件。通过代位诉讼起到了震慑“关键少数”、追“首恶”的积极效果，避免了对上市公司现有股东的二次伤害，这是落实金融司法与监管协同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较好平衡上市公司利益和投资者保护的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5：新三板退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调解案中适用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

　　某新三板退市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于2019年被江苏证监局行政处罚，投资者诉至南京中院，要求赔偿因公司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同时要求该公司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2年初，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接受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调解后，及时与主办法官及纠纷各方取得联系，调解过程中虽然各方当事人无法就原告诉请达成一致，但就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以及“基准价”四个方面取得共识，调解员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采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将经过各方确认的“三日一价”书面反馈给南京中院。在后续诉讼程序中，当事人无需对调解过程中确认的无争议事实举证。这是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法〔2018〕305号)，在探索建立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方面的有益尝试，既有利于提高诉调对接等多元解纷机制质效，又能有效减轻人民法院讼累，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内容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